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全部被特赦，特赦名单上第一个名字，就是黄埔一期生、蒋军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黄维。

在黄维之后，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名字：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后代参谋长）文强（《特赦1959》中的刘安国），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督察主任周养浩（《红岩》中的沈养斋），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

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来聊一聊最后一批被特赦的这三个将军级战犯：黄维、文强、周养浩，沈醉在回忆录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细看之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三个人其实都有伪装的成分，尤其是那个假装积极的，骨子里一点都没改变，直到被特赦那一天，才真正显出了本色——其中的一个，我们应该说他是现出了原形。

很多人一提起战犯管理所，就会想起功德林，其实功德林只是一部分战犯们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地方，他们在进入功德林之前，还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名称各不相同）呆了一段时间，沈醉是1957年10月之后，才跟“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二十四军参谋长王靖宇等人一起转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沈醉这个善于交际、又比较幽默的原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中将游击司令（刚晋升中将就被关起来了），很快就跟其他战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跟徐远举和周养浩也“冰释前嫌”，恢复了从前无话不谈的交情。

除了徐远举、周养浩等原先的“同僚”，沈醉还跟另外两个特点比较突出的人物过从甚密，在大家都被特赦后，他们又都在文史专员办公室做了新同事。这两个人，当然就是比较执拗的文强和黄维了。

黄维在战犯管理所是个另类，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专门有一章是介绍黄维的，其标题就叫“为发明，黄维难改造”：“由于他始终不放弃他这一主张，而把学习改造放在一边，所以第一批特赦时，虽然他有很多优越条件可以争取早日出去，他却没有轮到，但他满不在乎……他坚决表示绝不改变他这一志愿（指研究永动机），所以几次特赦都没有他，直到1975年全部释放时，他也得到了特赦。（本文黑体字均来自沈醉回忆录，下同）”

黄维之所以把精力都用在“研发永动机”上，就是为了在学习的时候有借口不参加，为此他还跟康泽的手下董益三打过一架。

黄维虽然对特赦态度消极，但是1975年被释放后，却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我绝不再追随老蒋，我要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把力！

当年的特赦人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填写一张决定去向的表格，当时的选项有三个：一，留下；二，去台；三，出国。

去台和出国的，都会给予足够的路费，而且去了还可以回来。黄维不假思索，拿起笔就填。看了黄维的选项，管理员老江（可能就是《特赦1959》中王英光的原型）拦住了他：“你得考虑一下，把表格上的须知再看一遍！”

黄维依然是那么执拗和倔强，还有点不耐烦：“这有什么好考虑的？要说考虑的话，我早在二十七年前被俘那一天就拿定主意了，如果能出狱，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定居大陆！”

在战犯管理所经常梗着脖子不服管教的黄维，这时候握着江管理员的手，眼圈居然发红：“兄弟，我现在是公民，可以这样叫你了。说走就走，突然离开你，心里不好受啊！”

黄维在代表特赦人员发言的时候，脱离讲稿吐露了心声：“别人都说我发明永动机是幻想，其实为是考虑三年内战，妨碍了国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才要搞科学实验，把三年的损失夺回来，以补偿罪孽之万一！”

从黄维的发言和最后的决定，我们可以看出，黄维不是不知错，也不是不想好，他有他的原则，也有自己独特的弥补方式，所以他的即兴发言，赢得了当场所有人的热烈掌声和喝彩。

跟黄维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文强，也就是电视剧《特赦1959》里那个两番话撂倒两个中将司令官（王耀武、杜聿明）的刘安国——此人背景十分复杂，有些名字不可提起。

文强是坚决不肯写检讨的，让他认错，他的脖子比文强梗得还硬：“是我的表哥、老师、同乡、上级没把我教好，要认错，也得他们认！”

文强在战犯管理所的表现，就像一个叛逆的孩子，知道自己错了，但却偏偏不认，还找出他自己都觉得不靠谱的理由，弄得管理员们哭笑不得，只好在每次上报特赦名单的时候，都把他忽略过去——把文强报上去，那就是给领导出难题。

文强在1975年特赦后，很快就成了文史专员办公室的核心人物，后来大家票选学习小组组长，文强得票最多任组长，沈醉得票第二任副组长，杜聿明、黄维、郑庭笈、邱行湘、董益三、李以劻都很认可他们的能力。

跟倔强的文强、黄维不同，曾位列“军统三剑客”的周养浩，在战犯管理所表现得则有些积极过头了，他甚至一度以为自己应该第一批被特赦。

当得知第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上没有自己的时候，徐远举和周养浩大喊大叫，显得比谁都“委屈”，弄得其他正规军的将军们侧目而视：徐远举和周养浩要是能第一批特赦，功德林也剩不下几个了！

徐远举和周养浩的罪行，绝大多数读者都知道，当年沈醉没敢把他们放出昆明，也是因为这俩家伙罪孽深重，放跑了不好交代：“他们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

因为沈醉没有提供机票并泄露了他们的藏身之处，周养浩在相当一段时间都对沈醉恨之入骨，还差点用小板凳把沈醉脑袋打开花。

吃了沈醉外面朋友送来的美食，花了沈醉外面朋友送来的钱，周养浩跟沈醉的关系有所改善，在学习上也表现的很“积极”。

1975年3月19日，被特赦的周养浩终于不再伪装了，他跟文强、黄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赴台去找老蒋！

周养浩伪装了二十多年，做出了最不明智的选择，所以沈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他只字不提。

周养浩当了半辈子特务，伪装了四五十年，最后却因为情报不准而栽了大跟头——他不知道当时老蒋已经病得只剩一口气了（1975年4月5日辞世），他想哭都找不到庙门，人家根本就不接收他。

周养浩就这样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而沈醉、黄维、文强等人留下来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过得也都相当不错，他们都分了好楼房，工资也比别人高出一大截。

机关算尽太聪明，只落得飘零海外孤独终老，黄维文强早已把这个特务遗忘。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对这三个人也会有一个精准的评价：做人，还是真实一点好，即使有些执拗也不要紧，可能不像周养浩那样，骗了一辈子人，最后把自己骗了。